据此,”柏拉图式的恋爱”的另一层含义才显现出来:因为人的恋爱对象是

简介: 据此,”柏拉图式的恋爱”的另一层含义才显现出来:因为人的恋爱对象是“理念”——人的某种“类型“,而人的“类型”本质不是感性存在(观念),所以这种恋爱只和精神(理

就思想而论,柏拉图美学奠定了西方古典美学的基础,他提出的“理念”论美学,历来被后人重视和研究。

柏拉图哲学美学的出发点是“理念”,什么是“理念”,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,但不少读者对此存在误解。

有人说,柏拉图的“理念'’是语言学上的“概念”,如花的“概念”、桌子的“概念”、人的“概念”等;这种说法并不准确。

语言学上的”概念”是指语言的“所指”——概念意义,这种“所指”不是独立之物,不同于柏拉图的“理念”。

如中世纪神学家威廉.奥卡姆认为(“奥卡姆剃刀”理论的提出者:用最简单的法则解释事物),“共相”(柏拉图的“理念”)仅仅只是语词符号,没有独立存在,如“花”的“概念”只是语言称谓,不指向外部存在。

与柏拉图“理念”论相关的还有一种流行说法,——“柏拉图式的恋爱”。

很多人认为,“柏拉图式的恋爱”是指精神之爱。

“柏拉图式恋爱”的核心要义是:一个人所爱恋的对象是“理念”,并非生活中的某个人(如一位姑娘或一个小伙子)。

柏拉图认为,世上的所有人都有“理念”,如张三有“理念”,李四有“理念”;张三、李四的“理念”就是人的共性或本质(essence);所以,人的“理念”是普遍之物——某种“类型”的人,不是个体存在。

换言之,在柏拉图看来,一个人所爱恋的对象其实是某种“观念”型的人,而非生活中的某个人。

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同意柏拉图提出的“理念”定义,他认为,事物的“理念”即是事物的“类型”,又称为“通式”、“原理”或“一”(亚里斯多德,《形而上学》)。

据此,”柏拉图式的恋爱”的另一层含义才显现出来:因为人的恋爱对象是“理念”——人的某种“类型“,而人的“类型”本质不是感性存在(观念),所以这种恋爱只和精神(理性)有关,和个体无关。

“柏拉图式的恋爱”带有理想主义色彩,体现了柏拉图“理念”论哲学的浪漫主义情怀。

在柏拉图看来,真正的爱应该和永恒(理念)有关,和思想认识(理性)有关,与身体无关;所以“理念之爱”是一回事,“现实之爱”又是另一回事,两者不可混淆。

比如张三喜欢某种类型的人,如特定的身高、肤色、气质、性格、学历等,这是张三的“理想之爱”(理念),至于张三能否在生活中找到符合标准的某个人,又是另外一回事,两者不能等同起来。

通过上述分析,柏拉图“理念”论的含义基本呈现出来:在柏拉图看来,“理念”是事物的本质和本源,是感性事物存在的条件和根据,即亚里斯多德所谓的“终极因”(亚里斯多德,《形而上学》)。

就审美而言,柏拉图认为,世上任何事物的美都有美的原型和标准——美的“理念”,如一朵花有美的“理念”,一只陶罐有美的“理念”,一匹母马有美的“理念”(柏拉图,《大希庇阿斯篇》)。

在其代表作——《理想国》中,柏拉图深入阐发了美和“理念”的关系。

他说,世界上有三种床:第一种床存在于天上,即神所设计的床,这个床没有缺点,完美无瑕,是最理想的床——床的“理念”;第二种床存在于尘世,即人们平时所使用的床,这种床和感性物质有关,是不完美的床,是理念之床的影子;第三种床是最低劣的床——艺术家描写的床(美的床),这种床是生活之床的模仿和影子,既不真实,又不能使用,几乎没有价值。

由此出发,柏拉图否定了艺术美的价值;他认为,艺术模仿生活的“外形”(shape),是生活的幻象和“影子”,最不真实。

柏拉图以“理念之床”作为标准,否定了美的价值,走向了一条审美取消主义之路,这是柏拉图美学思想的局限性,经常遭到后人的批评。

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话说,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论美学不符合辩证法精神——应当一分为二、辨证看待。

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,宇宙的本源是“数”——数学、几何学的普遍原理,这种“数学”观念对柏拉图思想产生重要影响: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论美学即建立在数学、几何学思维的基础上。

举个例子,柏拉图认为,世上有两种三角形:一是几何学意义上的三角形——三角形的”定义”(三角形由三条线段相交而成,内角和等于180度);二是人们画出来的三角形,这是生活世界中的三角形。

柏拉图说,只有几何学意义上的三角形才是真正的三角形——三角形的“理念”;生活世界中的三角形,无论人们画的如何精确,也不可能等于几何学上的三角形。

所以几何学上的三角形是“思想认识”的对象,和人的感觉无关;生活中的三角形是经验对象,和感性有关。

这是柏拉图“理念”论美学的思维方式——本质和现象的对立、理性和感性的对立。

柏拉图强调说,美的“理念”如同几何学上的三角形,永恒存在,不生不灭;美的“理念”是所有美的事物的来源和标准。

柏拉图的上述看法代表了西方古典美学的基本观点,这种观念直至18世纪末、19世纪初才发生改变(浪漫主义美学认为,美的标准不是“理念”或普遍性,而是事物的个性或独特性)。

根据美的“理念”标准,柏拉图认为,艺术美的灵感来自对“理念”的“回忆”:艺术家忘却现实生活,借助于缪斯女神的附体就可以看到“理念”(希腊人认为,缪斯女神掌管文艺),这是柏拉图提出的艺术“灵感”说。

康德美学和柏拉图美学的区别在于:康德认为人的灵魂不能直观(理性不能直观),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有直观能力——通过回忆看到“理念”。

所以康德美学导向浪漫主义(艺术表达情感),柏拉图美学代表古典审美理想——美的“理念”是普遍法则(如希腊悲剧、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戏剧)。

在中国文化看来,世间万物皆由天地而生,并非来自天上的独立“理念”,这是中国文化思维方式的特色——“体用一源”论(本质和现象的统一、理性和感性的统一)。

比如老子认为,万物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(《道德经》第四十二章),意思是说,世间万物皆包含阴和阳两种元素,在自然之“气”的激荡下生生不息。

庄子认为,通天下一气耳(《庄子.知北游》),世间万物皆因“气”的聚合或离散而变化——因气聚而存在,因气散而消亡。

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,不同于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说。

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论思想绵延两千多年,对西方哲学与美学产生重大影响,如亚里斯多德哲学、德国古典美学(康德、席勒、谢林、黑格尔)、中世纪“唯名论”和“唯实论”之争,都和柏拉图“理念”论有关。

20世纪以后,随着存在主义(海德格尔)、语言哲学(维特根斯坦)以及分析哲学(罗素)的兴起,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论思维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,被其它新的思维方式代替。

比如亚里斯多德哲学,亚里斯多德反对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论;他认为,事物的本体(substance)不是“理念”,而是“个别”;“理念”是事物的“共性”(共相),并非独立之物,“个体”(如一朵花、一棵树、一栋房子)才是第一性的存在,“理念”是第二性的存在。

在此基础上,亚里斯多德认为,艺术是生活的模仿,这种模仿不但真实(“艺术比历史更真实”),而且具有社会作用,如悲剧具有净化心理的道德功能。

与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论相比,亚里斯多德美学更加合理,更符合生活实际。

唯名论者(如威廉.奥卡姆)认为,“共相”(理念)仅仅是语词称谓,和事物的本质无关,非独立存在。

唯实论者(如邓.司可脱)认为,“共相”代表事物的本质,是独立存在。

随着现代语言学以及分析哲学的产生,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论美学不断遭到批评。

维特根斯坦指出,柏拉图提出的哲学命题(理念和感性的对立)可以还原为“语言游戏”。

海德格尔认为,人的存在和世界不可分离,美的存在和真理的呈现同出一源——“存在”整体的敞开。

他认为,“农鞋”敞开了农妇的“生活世界”,展现了“大地”(自然界)的存在,在此基础上,存在者(如农田、庄稼、农鞋等)得以呈现出来;美的存在即真理的显现,两者无法分离。

海德格尔的“真理”观了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论,重新恢复了人和世界的联系。

综上所述,柏拉图的“理念”论对西方哲学与美学产生重要影响,这种影响就像如来佛的手掌心之于孙悟空,后者始终受到前者的控制,直至启蒙运动以后,西方美学才逐渐摆脱“理念”论思维方式的窠臼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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